大学生兼职做“码商”钱没赚多少却成诈骗团伙“共犯”

“码商”:一种危险的“校园兼职”

只需提供收款二维码帮人收款,就能按比例拿到酬劳。00后在校大学生小郭被一种名为“码商”的兼职方式所吸引,还发展同学成为“下线”一起赚钱。不料钱没赚到多少,自己却成了诈骗团伙的“共犯”。

蔡勤提醒,在校生从事兼职无可厚非,但在接触“网赚”项目时一定要擦亮双眼,谨防被屏幕背后的犯罪分子所利用。切莫为了蝇头小利向他人提供收款二维码、银行卡等第三方支付渠道,这样不仅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帮助,给广大被害人带来巨额损失,自己也可能陷入犯罪的深渊。

一番了解后,小郭发现工作内容十分简单——只需提供微信收款码帮忙收钱即可。考虑到该工作无需成本、不占学习时间,且毕业季刚好需要赚点钱为找工作做准备,小郭没有多想就“接活儿”了。

今年,浏阳15个市直单位的102项经济社会发展权限下放到永安镇。在省政府相关文件授权下,大瑶镇相对集中行使635项执法权,永安镇集中行使730项执法权。

在充分调研、会商后,一套既符合乡镇赋能需要,又与乡镇能力匹配的确权、放权清单逐渐摆上桌面。

之后,两人从网上非法购得古玩爱好者的个人信息,假冒平台客服或古玩买家联系被害人,声称可以免费帮他们发布、出售古董藏品,并开出高于卖家心理预期的价格。当被害人表示愿意交易后,他们再以“鉴定费”“评估费”“出场费”等名义让被害人向指定的二维码账户转账,费用在980元至4000元不等。

一方面,由于权限不足,一些乡镇街道的发展规划滞后。“比如招商引资,为了提高吸引力,各地都在出实招。”镇头镇人大主席罗红艳说,要吸引企业,必须得在营商环境上多下功夫,为企业做好服务。然而,因为缺乏相关权限,乡镇想用力但用不上力的情况时有发生。

统筹协调,下放权力既要符合发展需要,也要与乡镇能力匹配

小郭慌忙向微信官方申诉,一条来自江西省南昌市警方的推送消息,让他彻底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账号因涉嫌诈骗被多人举报,账户已被冻结,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原来,就在小郭账号被封的半个月前,就有人报警称被以“代售古玩”为由骗走了近4000元。

“几年来经过我手全程代办的证照就有400多本。”镇头镇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邓浩说,改革后,镇头镇加强了企业手续代办中心的力量,服务企业能力快速提升,镇头发展也驶入快车道。

起初,小孟仅是要走小郭的收款码,不一会儿便会有陌生人向他转钱,金额在1000元左右,小郭再将收到的钱款转给孟某,每次可以拿到1%的提成。

由于先前答应帮忙转钱,小郭对钱的来路并没过问,但冒充身份的要求还是让他产生了顾虑。对此,小孟称在跟朋友做古玩生意,因微信收款达到限额,转来的钱都是客户的订货款,让他只管放心收钱,不会有任何风险。

由于微信账户有交易额度上限,加之账号一旦被多次举报,不仅收款功能会被禁,之后再有交易,对方都会收到官方的“风险提醒”。“想多赚钱就需要更多的收款码,这也是我们不停发展下线的原因。”丁某告诉办案人员。

不仅在永安,在浏阳大瑶、镇头、淮川等地,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也迈出坚实步伐。

据太仓市人民检察院的员额检察官蔡勤介绍,近年来,网络诈骗活动呈高发态势,由于二维码交易操作简单便捷,且便于延长资金链条逃避侦查,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分子均将微信、支付宝收款码等收款工具视为“香饽饽”。

永安镇政务服务中心主任佘林智说,“过去,办一个证除了各站、办、所的章,还要盖镇政府章。基层干部忙得团团转、老百姓也很难满意。”

江苏太仓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后发现,那笔钱的收款人正是小郭。经过对报案人资金流向进行梳理,公安机关由下至上深挖源头,一个名为“古宝在线”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2019年12月24日,小孟及其他三名团伙成员被抓获归案。3天后,小郭也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当地派出所投案自首,而被他发展为下线的7名同学因涉案金额较少,且对违法犯罪活动并不知情,公安机关最终未予立案。

没过多久,小孟要求小郭将微信名和头像都改为“古宝在线”,并称如有人添加微信咨询,就自称“古宝在线”的客服或者财务,收完钱直接将对方拉黑即可。

想用力却用不上力,治理能力跟不上发展需要

“动物防疫检疫等派驻机构转为属地管理,166个事业编制下沉至乡镇街道;公安、市场监管等市直系统编制向基层倾斜;市直部门向基层下派业务骨干指导帮助开展工作,2019年度仅市自然资源局就下派50人;2020年,又统筹100个行政编制资源下沉到乡镇、街道……”戴伟平说,这些举措大大充实了乡镇力量,满足了现实发展需求。

在湖南浏阳市永安镇政府办公室的文件柜里,十几本红色备忘录格外醒目。

今年8月17日,经法院判决,丁某等4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三个月、罚金1万元至4000元不等的刑罚。

为此,丁某和赵某招揽小孟、邵某二人为“徒弟”,再由他们作为“码商总代理”,以“网赚”“兼职”等名义招揽小郭等多名在校生做“码商”,源源不断地搜集收款二维码用以“收黑钱”。2019年9月至12月,丁某等人利用上述手段,骗取41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69934元。

前不久,从事了20多年运输行业的谢翠炳来到大瑶镇政务服务中心,领取前几天申办的普货车辆营运证。“以前办证要去浏阳市里,现在方便了,镇上就能办。”

在淮川街道,因为有了“民生吹哨 部门报到”机制,对重大民生事项,街道干部一“吹哨”,各市直部门就要闻声而动。在“吹哨”管理中,浏阳市考核办还赋予淮川街道对市直部门的反向考核权,“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很多事情我们街道干部能协调、能作主了,减少了反复上报、重复沟通的负担,像私搭乱建等老问题,得到快速解决。”淮川街道综合执法大队队长刘恋说。

“网赚”是对利用电脑、手机等设备通过网络进行赚钱的方式的总称。此类工作由于大多门槛低、易操作,深受青年人尤其是在校生群体青睐。

“以前我在乡镇城管办,工作以劝导为主。”大瑶镇行政执法局干部李俏说,伴随执法权下放,大瑶镇拥有了镇一级的行政执法局。一方面市局会派骨干力量到乡镇进行带班教学,指导乡镇执法,另一方面镇执法局的队员也会到市局跟班学习。

心动的小郭随即拉拢张某等7名同学参与“兼职”,将他们的微信同样包装成“古宝在线”客服,开出1%的提成,即每收1000元,小郭可拿到70元,同学拿10元。

给乡镇放权,这是全新的事物,该从哪里着手?“从改革启动到落地,我们花了4年时间。”浏阳市委编办综合科科长陈驰说。

“比如与安全生产、环保相关的审批、执法权,乡镇承接后就要担责,我们也担心基层接不住。还有一些执法权,乡镇有意愿接,但市直部门不一定愿意放。”大瑶镇副镇长刘敏中坦言。

“小马拉大车”——有心无力,改革前,不少乡镇干部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

今年4月28日,镇长周建国和部分市直单位互换了《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交接备忘录》文本,近百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正式下放乡镇。

“乡镇综合执法改革后,乡镇司法所的监督作用也加强了。司法所会对合规性进行审核,对执法过程进行监督,市直部门也会不定期审核卷宗。”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彭恋说,像她这样有正规法学教育背景的工作人员,在浏阳各司法所已不止一位。

“这就要统筹安排,做好对接配套工作。”浏阳市编办主任戴伟平说,为此,浏阳市委书记担任永安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书记和市长担任副组长。

今年3月20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在综合考量全部犯罪事实后认为,小郭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但鉴于其正值毕业找工作的关键时期,且在共同犯罪中仅负责收款环节,分得的赃款也较少,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案发后主动自首,自愿认罪认罚,无刑事、行政处罚记录,最终对他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而丁某、小孟等其余4名直接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则因涉嫌诈骗罪被检方提起公诉。

“钱的确是骗来的,但你们只是帮忙转账,就算出了事也不会被追责。”一番追问下,小孟承认在从事诈骗活动。然而一想到自己已替人收了两个月“黑钱”,且不想失去这样一份兼职收入,小郭还是心存侥幸地选择继续做下去。

如今的永安镇政务服务中心,12个窗口依次排开。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受理、审批、监管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经市直部门直接赋权的和永安镇本级的共35项行政许可事项,都将统一使用同一枚行政审批专用章。

“我这儿有个网赚项目,只要有手机就能做,很适合你这种学生党。”2019年10月,在安徽省合肥市某专科学校就读的小郭接到“发小”孟某电话,对方向他推荐了一个“码商”工作,声称“躺着都能赚钱”。

目前,浏阳市正在将改革成果进一步推广。一枚公章管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一个平台强监管、一支话筒畅民意、一只哨子解难题、一个“党建+微网格”优服务等“六个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即将由点及面,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进。

“白纸黑字,群众见证,就是要真正实现印章互认、无缝对接,真正为基层赋能减负。”永安镇党委书记陈训武说。此后,“一枚公章管审批,一件事一次办”在永安正式落地。

基层办事效率提升,干部服务水平提高

2019年12月19日,小郭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在收到一笔2100元的转账后,还没来得及将钱转出,他的微信支付功能便被限制。

蔡勤说,目前,国内已有多起类似案件发生,“码商代理”甚至形成了一条隐形的产业链。不法分子利用在校生经济能力差、社会经验不足等特点,专门打着“网赚”“兼职”的名义,以低价收购收款二维码,再转卖给其他犯罪分子进行“洗钱”活动。因收款码有额度限制,为满足犯罪分子源源不断的作案需求,他们甚至引入了“发展下线”这一传销概念,让更多青少年在有意无意间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浏阳市镇域经济发达,随着花炮生产、彩印、包装、物流等形成完整产业链,社会管理事务也随之增多。可一段时间以来,基层治理能力却跟不上发展需要。

另一方面,乡镇街道的属地责任却不少。“街道一级人员少,而事务性工作千头万绪。一边是干部们忙忙碌碌,另一边是一些民生难题却长期得不到解决。”淮川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余忠国坦言。

“企业家有时候和我们说,尽管企业办在乡镇,但各种手续却要跑到市里,耗时费力。”永安镇人大副主席任修乾说。

至2019年11月,辛苦忙活了两个多月的小郭等人共收款1.9万余元,平摊下来每人只赚了不到300元。其间,有多人在转款后又回头要求退钱,并大呼他们是“骗子”,小郭开始怀疑孟某的钱“来路不正”。

2012年起,大瑶镇成为全国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乡镇,在此后的省、市行政改革试点中,永安、镇头、淮川等乡镇、街道也加入改革探索的行列中,情况开始有了改观……

如何改革和完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适应乡镇和街道工作特点及便民服务需要,成为浏阳发展过程中的一道考题。

权力清单有了,但乡镇干部关心的还有编制、人员、财权等配套资源能否匹配。对此,浏阳市在下放权力的同时,也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让基层能把下放的权力用得好、接得住。

如此干了1个月后,小孟鼓励小郭发动身边人一起做,这样便能晋升为“码商代理”,不仅抽成份额能提升到8%,还可以自行制定下线份额,直接从下线交易额中提取抽成,真正实现“躺着赚钱”。

“单说编制权力清单一项,现在回想起来都不轻松。”陈驰说,放权涉及全市十几个部门,需要统筹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