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广宗三村庄自来水发黄起泡洗脸被烧伤蔬菜被浇死河里的鱼大量死亡

4月24日,河北广宗县五里庄、赵家吾、李家庄等3个村居民用水出现异常,水质发黄起泡沫并有异味。村民称,自来水管里流出来的水有刺鼻味道,流到地上会腐蚀地面,洗脸有被烧伤情况。村民反映,有人洗澡后,身上出现红点。还有村民表示,河里的鱼大量死亡,水浇到菜地后,蔬菜被烧死。“不清楚为什么水会这样。”

目前,自来水已经紧急停用。

其实我行动的动力是“但求心安”——国难当头,如果不做点事,我心里会很不安,这个担子可能有一万斤,我想挑起其中的十斤。我在机场也碰到很多学生,看到他们也组织了一些公益活动,我想我们的个性里有同一类的特质,就是会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

先是在新加坡拖了三四天,到上海浦东机场又待了三四天,从浦东运到湖北又是一个大问题。后来这批货先运到了杭州,在杭州放了两天后运到武汉,再从武汉到黄冈,又花了两天。

广宗县人民政府4月24日发布了“关于部分村庄饮用水异常的情况说明”:

还有一些企业家也帮了我们很多忙。记得从2月6日开始,顺丰只能发武汉,发不了黄冈了,那么武汉到黄冈的这段路就没有人送了。这时候我找到了湖畔的另一个同学,居然之家的老板汪林朋,他就是黄冈人,而且在武汉有一个物流公司。

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老人说的话代表了他一生的智慧,可是这是缺乏社会常识的,而且好像是在以恶意揣测别人。

新加坡人跟中国人长得很像,一眼看去也分不出来是哪里人。后来我们掌握了一些识别的方法:首先,中国人都会戴口罩,那时候新加坡人是不会戴口罩的,所以不戴口罩的人就不用上去问了。第二,从气质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出行的,或是两个老人同行没有小孩护送的,基本上也是新加坡人。

目前事件原因正在紧急调查中。

我的公司是做传媒的,对人均GDP很敏感,我们在全国有100多家分公司,知道在人均GDP只有3万多的地方,生意是没法做的。

没有一个新加坡人会同意帮我们带东西,他们觉得不可理喻:“我们认识吗?”他们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种不规矩的事情、非分的请求。墨守成规、一板一眼是新加坡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我很赞赏这个社会的地方,但对于夸张的——其实是好事——的事情,他们也丧失了了解的兴趣。

也有好多人愿意帮助我们。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在无锡开健身房的人,为了报答他,我还答应送他健身房的广告。

疫情爆发之初,大家纷纷从全球寻找防护物资。这其中,企业家们因为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冲在了全球采购的最前线。

我们当时判断这里可能会成为疫情最惨的地方,人口那么多,物资肯定奇缺无比。也有湖南和浙江老家的朋友希望分些物资,我向他们表示抱歉,解释说黄冈更需要。

我也遇到了很多同类,其实航空公司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比如春秋航空一看我们“人肉”的是救援物资,只要有空余位置,就会免费帮我们运回国内机场。

还有一次,一位女士本来都已经答应了我们,准备办手续了。她家老人上洗手间回来,赶紧阻拦女儿说,“这不行啊,出国最忌讳的就是帮别人带东西。”听到爸爸喋喋不休地教育,她只好算了。

当时我们决定把所有物资都捐给黄冈,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把货发出去。选择黄冈的主要原因是它离武汉最近,人口有七八百万,但人均GDP只有3万多元(注:2018年黄冈人均GDP为3.21万元人民币),是中国人均GDP的一半(注:2018年中国大陆人均GDP为6.45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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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月21号到新加坡的,打算在那里过年,我出发时,上海机场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两个人戴口罩。

事实证明急速行动是对的,因为新加坡到29号就已经买不到N95了。

特别是慈善总会的证明和海关的各种文件,要求极其详细,货要一件一件全部对上,否则就放行不了。新加坡几家公益机构一起捐赠了一飞机的货准备运回去,一路上各种忙中出错,各种坎坷。我还找了上海市领导来协调。

2月2日,我和父母搭上了国内航空公司全面停飞新加坡前的最后两班航班,跟8个愿意帮忙“人肉”的乘客一起,把18个大行李箱加40个箱子全部带上了飞机,里面装着9万个口罩。2月3日凌晨飞到浦东,这是我们的第五批救援口罩。当时有十多个人和我坐同一趟航班,因为我自己也要上飞机,所以就更好沟通了,我告诉他们:你们只是帮我托运一下,到时候我自己来拉。到上海之后,我跟父母一共拉了18个行李箱出去,他们俩都是农民,身体很好,我们每人推了两辆大推车。庞升东、胡海泉和待运送回国的口罩那时候我为这件事“工作”了刚好一周,之后我就留下了两个团队继续做后续的物流对接,但我停了下来。回想起来,那一周我的心态变化很迅速,刚开始几天觉得不做点事心很不安,要迅速地做点事情,而且自己恰好在新加坡。国内像黄冈这样的地方物资肯定是奇缺无比,值得我们去做,但我的内心也有个潜在的计算器,一周之后觉得至少可以对自己有个交代了。其中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新加坡买不到货了,而且我觉得后面中国自己的供应会跟上的。更重要的是,在人肉带货这件事情上,我的杠杆效应是很低的,我的本职工作还是做企业。

利他的精神在做企业的过程中很加分,无论是做产品还是跟客户和员工相处,利他心都是很好的。我们的核心职责还是做好企业,我们公司有5000多人,我把5000多人的公司做好,把产品服务做好,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这才是我的根本贡献。在非常时期,我抽一定的精力来做公益是很好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这批人,为社会做贡献的核心方式是:做好企业。

所以我觉得,就算没有钱,我也会身体力行去做公益的,比如说如果我是个白领,我也会去公益组织帮忙。但我很欣慰的是自己在做企业——我投资的几家公司的CEO都很踊跃,都是在第一周内就捐款了;我们在西安、北京、长沙等国内城市都有分公司的人可以帮忙接货。有钱、有人,就能做更多事情。

庞升东采购的第一批口罩搭乘公益包机从新加坡出发

企业家在疫情期间身体力行做公益,有的人做了一周,有的人做了两周,有的人一直在做,花了很大工夫。这背后是一个比较深的话题,每个人对公益的热情程度不一样,至少我在目前这个阶段,感觉全身心投入公益的时机还不成熟。

湖北慈善总会实在太忙了,但是进口物资的必要手续还是要的,他们也有他们的考虑,严格执行标准也是必要的。我们接触下来,我觉得湖北慈善总会的表现不算差,忙中出错是难免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本性就是自己的主宰,是“上帝”,要抗拒本性是很难的,会把自己搞崩掉。那一周我的“上帝”告诉我必须好好参与救灾,别想其他的事。一周之后,就开始想自己公司的事情,回归本业,考虑自己的企业如何应对这场灾难。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人民日报、新京报

如果对方愿意帮我们带,我们会根据他们机票能够托运的行李数量来分配——公务舱比经济舱能托运的行李多。他们需要帮我们办托运,到国内的机场之后,再把行李箱拉到机场外,我们有人在那边接应。

我心里有时候会被一种崇高感所驱动,觉得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我以前也思考过,这种崇高感是怎么来的,我觉得主要是基因决定的——做好事会让我开心,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方式,其他部分可能是受阅读影响——我是《南方周末》和《南风窗》的铁杆粉丝,大学毕业时还给《南风窗》写过好几封信。

我们还有一批货走的是卓尔集团的国际渠道,在跟卓尔集团对接的时候,我们团队很感慨,觉得他们非常职业、非常敬业。当时他们的执行力也给了我不小的触动,这样一个武汉数一数二的企业,如果在这时候置身事外,救援就少了一股很大的力量,而他们用自己的全球运输渠道做了很多事,我觉得非常厉害。

确定这个人是中国同胞之后,我们一般会走过去跟他们说:“我们是做义工的,我们有一批救援物资要运到湖北去,现在要请人帮忙托运过去,这种方式的速度是最快的,我们在各个机场都有人接。您可以加我的微信,把事情说清楚,我会在里面说,这些东西是我委托你托运的。”

于是我们就被拉进了汪总的微信群,看到他正在筹集物资。居然之家的副总裁任成亲自跟我们对接基础工作,我们接下来的货就由他们在武汉的子公司帮忙转运到黄冈,居然之家极其高效,转运速度很快,我们按照每家医院的病人比例来分配物资到黄冈的各家医院。

2020年4月24日上午,(河北邢台市)广宗县有关部门发现广宗县广宗镇部分村庄自来水水质出现异常情况,主要涉及五里庄、赵家吾、李家庄等3个村,水质发黄起泡沫并有异味。

第一天发现这事儿有点难度之后,我想到胡海泉(注:湖畔三届学员)也在新加坡,就联系了他,他马上加入了我们。他主动出了钱,还跟我们一起做了好几天事。

还有一个人帮我们带了10个箱子——当时航空公司主动说,只要有乘客愿意,这10个箱子都可以记到一个乘客的名下,不要钱。那个人自己本身就托运了3个箱子,加上我们这10个箱子,他相当于要从机场搬出来13个大箱子。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字节跳动”的高管。

后来我听他说,他一路上都很顺利,没有人查。(注:1月28日,庞升东在朋友圈里写道:“感谢湖畔同学上市公司总裁亲自当人肉搬运工。”这位上市公司总裁就是吴兴杰。)我也问了上海海关领导,他们对于救援物资会开绿灯放行,这批货当天就到了上海,那时候顺丰还是通的,三天之内就到了黄冈。

新加坡的机场是先过海关再过安检,而且托运完之后还可以返回去增加行李。为了不打扰航空公司,我就站在值机柜台到海关之间的那条很长的路上,一个个问。

庞升东和机场乘客合影

在做人肉带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件事还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拜托的都是陌生人。

兴杰这趟主要就是在前面探路,试试看人肉运口罩这条路通不通。

1月23号听说武汉封城,整个湖北当时只报道了几百个病例,但我们决定马上采取行动,在26号和27号买了两批N95口罩。我们有一家公司本来就做电商,对渠道商比较了解,我派了新加坡分公司的5个员工去采购,我们当时是直接去仓库里抬货的,总共采购了56万件物资。

因为人手不够,货物的搬运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把这么多箱口罩从卡车上搬下来,场面很壮观。

我被一些人拒绝过,遇到过有人露出鄙夷的神色,感觉这时候能看到人生百态。有一次,一位老人家看到我们这么大的箱子,觉得很麻烦,就没有答应。我也没有勉强他们,因为我也觉得箱子稍稍有点重。她的老伴给了我们一些鼓励,一边离开一边还好几次回头,我感觉他的内心其实一直在纠结。

这批货1月29号就起飞了,但实际上它们是12天后才到的湖北。

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对事件做出紧急处理:一是迅速通知到涉及村民,立即停止使用自来水。二是迅速成立由农业农村局、环保局、公安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三是农业农村局安排罐车送水,保证群众饮水安全。四是立即启动广宗县安全饮水应急预案。

庞升东发动了当时同在新加坡的湖畔同学吴兴杰、胡海泉等一起帮忙,出钱出力。他们最终“人肉”带回了60多个大行李箱的口罩,加上通过其他渠道运回国内的防护服,共计捐出了56万件医疗防护物资,全部运往湖北黄冈。

那时候吉祥航空已经有公益包机了,但是手续非常复杂,而湖北的政府部门和公益机构也才刚刚开始做救援,公益捐赠要正儿八经走程序,这一下、那一下,速度难免就会慢下来。

估计公益包机渠道速度会比较慢,我们想到人肉搬运,当天就可以到上海,我们湖畔四届的同学、奥普家居的吴兴杰也在新加坡过年,我就找了他帮忙。他1月28号从新加坡出发回国,那趟航班最多可以带6个行李箱,他就全部装满了口罩,帮我们带回去。

对日本人和韩国人也比较难从五官上辨认,不过从值机柜台走到海关的时候,90%的人都会把护照拿在手里,那也是一个时机。

所以首先要找乘客中的中国人。

虽然我们的货耽误了很久,但我觉得一路上湖北慈善总会、海关、吉祥航空、顺丰、各家公益组织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他们一般比较谨慎,怕我们让他们带不好的东西,所以在说的过程中,我就把行李箱打开让他们检查,用各种证据告诉他们,实际上是不需要担心的。有的人翻得很细,会把每个行李箱都打开。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人肉运货的效率是最高的。从那天到2月2号回国,我总共去了四次新加坡的机场。我们成了“行李箱大户”,买了60多个大行李箱,把口罩拆散了装进去,每天都在机场请人帮忙带货。

我们在各个登机口和航站楼也做了分工,比如到长沙、西安的飞机在T1航站楼,到北京、上海的飞机在T3航站楼。海泉是明星,很多人都认识他,而且他的沟通能力很强,所以他去“推销”的效果就比较好。我们最后找到了三四十个人来帮忙带货,建了好几个人肉群。